《1999年的最后一天》

当然可以，我说。于是，我开始向她讲述1999年最后一天的事情。

这是1999年的最后一天，这天很短，很快，新世纪马上就要来了。但这一天也很平常，天还没亮，母亲就把我叫醒了。温暖的被窝让我有些不舍，我艰难地掀开压在身上的两床被子，缩手缩脚地往身上套厚重的棉衣棉裤，被窝里集聚了一夜的暖烘烘的空气慢慢消散在冰窖般的瓦屋里。母亲在另一头的房间里就着一盏15瓦的钨丝灯泡为我做早饭，微弱昏黄的光亮笼罩在她的身上。煤球在炉子里烧得通红，蓝色的火苗往上跃窜，鸡蛋在水里翻滚，大铝锅被撞得砰砰响，沸腾的蒸汽把锅盖顶得上蹿下跳。我每天早上必须吃一个水煮蛋，这很平常，我的姐姐也吃，但我的妹妹不吃。因为母亲说，只有上了中学需要起早贪黑了才能吃。我跟姐姐不同，我不爱吃水煮蛋，所以每天早上顶多吃一个，而她能吃两个，母亲常常说这就是姐姐长成大高个的原因。那时候的母亲离成为一个佝偻瘦弱老人还有很长时间，那时候，她身体结实，手脚利索，干起来活来总是不停。

吃完早饭后，我骑着我二叔为我偷来的捷安特变速自行车上学去。这很不平常，我的朋友们都骑着破旧的会发出各种响声的二八大扛，他们经常要在半路停下来，然后在路边找根小树枝把耷拉下来的链条重新弄到齿轮上，黑色的机油抹的满手都是。而我不一样，我骑的是一辆漂亮的还能变速的自行车。据我二叔说，这是他花五十块钱买来的。但我不信，我觉得是他偷来的，那时候他除了长了一张贼眉鼠眼的长脸之外，还屁钱没有。

我骑着变速自行车从村里的大街来到村西头的小路。这条路非常糟糕，这是一条大约三米宽的土泥路，为了平坦一些，路面上铺过一些粗沙，但似乎并没有什么效果，路上仍旧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坑洼。一些小的坑洼拳头般大小，可能是下雨天被雨靴后跟踩出来的，也可能是小孩玩石头砸出来的。无论如何，这些坑洼不会变小，只会变大变深。一个被雨靴踩出来的小坑，在雨过天晴后，像是拥有了某种神奇的引力，被车轮一次次撵过，它开始变得狭长，变长的坑又经历过几次雨天，变成了由一道道湿润的沟壑交叠而成的大坑。但这时它还不是那么深，它在等待一辆倒霉的拖拉机，这辆拖拉机也许拉着谁家盖新房的砖头，也许拉着一头待宰杀的猪，不管怎么样，它那可怜的轮子掉进了泥泞狭长的陷阱，像被吸进去一样。开拖拉机的人试图加油门过去，拖拉机头冒着黑烟剧烈抖动，拖拉机一动没动，坑又变深了。这时开拖拉的人会拿两块砖头或者路边找块石头垫一下，大多数情况下，这很有用，拖拉机出来了，大坑也形成了。成型之后的大坑名副其实，又大又深，下过雨之后积满雨水，久久不干。即便是干旱时节，坑底仍有一小块黑色的湿润地带。当然，这些完美的大坑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需要奇怪的引力和漫长的时间，这听起来非常像宇宙中某种现象，比如黑洞的形成就很漫长。漫长的时间不是问题，我们居住的村庄也很古老，有着漫长的历史和很多故事。父亲从来不给我们讲故事，但在某个夏日的夜晚，他喝醉了，坐在小板凳上，跟我们讲了这个村庄的历史。他说，村西头原本没有那条小路，那里曾经也是房子和树。后来日本鬼子来了，鬼子的飞机在村庄上空飞过，撂了下一排炸弹，从南往北，正好炸出一条路来。

1999年的最后一天，我像往常一样在这条被鬼子炸出的路上骑着自行车去上学。我对这条路上的大坑很熟悉，即便月光被乌云遮盖的阴天夜晚，我也能分辨出那一块块浅浅的黑影。要命的是在冬天，大家都担心下雪。一夜过后，大雪铺满道路，一眼望过去，路变成了铺着白色绸缎的走廊。危险就埋伏在这个白晃晃的绸缎下面，如果你对这条路不熟，你记不住那里有大坑，那你和你的自行车很有可能就一头栽在雪里了。这很平常，事实上，没人能真正记住这些坑。我就载倒在雪里好几次，但我不怪它，毕竟它并不是一条真正的路，而是一道长长的伤疤。在冬天骑车穿过这小路还要经受其他考验，比如寒冷的风和那座小小的桥。对于寒冷的风，我并不担心。我的同学们在进入寒冬腊月后，很快脸上手上就长出了冻疮，即便是戴上手套和围巾也无济于事。刚开始是手上、脸上或者耳朵上开始泛红发痒，他们一边上课一边抓挠。接着这些红色开始肿胀隆起，手背和脸颊因为肿胀而变得饱满，皮被撑的薄薄的，甚至可以反射冬日惨白的光芒。到最后，那些冻疮严重的人脸上手上耳朵上开始出现一层薄薄的黑色的痂，有的是一大片，有的是龟裂成不均匀的小片。我说过了，这很正常，几乎大部分人都这样。但我除外，因为我练过寒冰掌，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悟了一个道理，只要在寒冬刚刚来临时，去河里用冷水洗手洗脸，就可以练成寒冰掌以抵挡冻疮。练就一门武艺也很平常，我的同学吴龙奎就会使用日本忍者镖，我见过他爸爸给他用铝片打造的十字飞刀，他曾在麦田里演示给我看过，十字飞刀在空中旋转，然后插在了一颗树上。我会寒冰掌，我不惧怕寒冷，我骑车根本不戴手套，也不围围巾，我也不会得那倒霉的冻疮。我害怕的是那座小桥，那座不知道建了多少年的水泥桥，桥面和桥墩已经变成了黑灰色，像是被永久性地浸湿了一样，一个黑幽幽的圆形桥洞俯在桥身和杂草之间。在冬日的早晨，天还没有完全亮，我骑着自行车远远就看到那个没有底的黑洞，我离这黑色的洞越近就觉得它越黑，黑得仿佛要活过来一样。传说一个女人死在了这里，她喝了农药，来到这个干涸的桥洞下面，躺了下来，几天后人们才发现她的尸体。这个故事让这个桥洞变成了一个黑色的深渊，仿佛可以通往另外一个世界。每次经过这座桥，我都用尽全力飞快地蹬着踏板，我气喘吁吁，我希望快点过去，我向这个女人求饶，我偷偷在心里跟她说话，我说，冤有头债有主，你的命不是我害的。

小路的尽头是242省道，242平坦宽敞，由北往南贯穿了整个县域，是一条真正大路。大人们常常把它作为一个标识，比如，如果你问某某地怎么走？他们会告诉你，你过了242的某个路口，然后往那拐就到了。在夏日里，我和我的朋友喜欢坐在桥墩子上看242上南来北往的车。如果能看到一辆挂着上海或者北京车牌的车，我们会像青蛙一样从桥墩上跳起来发出呜呜的欢呼声。我常常会想，这车里的人，他们从那么远的地方来，要去往哪里去？他们是怎样的人？他们的生活是否像电视里演的那样？242就是这样一条路，仿佛可以通往任何地方，永远没有终点，但它却掌控着真正的危险。每天有无数的重型卡车从这条柏油路上呼啸而过。骑车去上学也要经过这条路，我们倾斜着身体，一直脚撑在地上，等待一个空隙，迅速穿越242。这样的穿越也有失败的时候，所以每年都会有一两个惨死在车轮下的学生。有一天，我姐姐面色惨白地冲进家门，母亲问她怎么了，她说她同学被卡车碾死了。后来，姐姐缓了过来，说了一句话：车轮碾过时，她疼得把书包都抓破了。我从未目睹过一场真正的惨烈车祸，但自那以后，每当我骑着自行车在242上，脑子里总是浮现出一个女孩被车轮碾压过的情景，她口鼻溢血，内脏被挤出腹腔，散落在血泊里，她那染血着的十根手指因疼痛和恐惧而紧紧地扎进了手包里。我开始惧怕242，它不再是通往远方的神秘公路，而是一个杀人工具，一条通往地狱的道路，我仿佛可以看到黑色柏油上还残留着一些血迹。在我三年的中学时光里，我每天要穿越这条路四次，242并未试图将我带进地狱。只是有一次，我在242的边缘骑着自行车，一辆卡车擦着我的身体疾驰而过，一阵气流将我推倒在路边的沙砾上，我的新裤子破了个洞，我的膝盖掉了一块大皮，血渗了出来。

很幸运，在1999年的最后一天，我也成功穿越了242，没被一辆大卡车碾死。拐上242省道后再往北骑一会，沿着一条陡坡下来，再拐一个弯就到学校了。拐弯处那间有着红色大铁门的房子是我同学孙红明家的，他长的很丑，但他的家离学校很近，他常说自己撒泡尿的功夫就能到学校。我有点羡慕他，我不是羡慕他离学校近，也不是羡慕他丑，我羡慕他爸爸是派出所所长，腰间别着一把枪。我到学校的时，天都没完全亮，教室里已透出黄色的光芒，有一些同学比我到得更早。我们要上很长的早自习，从天蒙蒙亮开始。早自习上，一群人穿着厚厚的暖袄挤在教室里，尚未睡醒的读书声也拥挤在一起，含糊不清。有人背诵文言文，有人背诵英语，但这并不重要，语言和语言被粉碎了，黏连在一起了，除了嗡嗡声，你根本听不到什么。

上午有四节课，这也很平常。我不想讲述数学老师如何用一种奇怪的方法解一个一元二次方程组。我要讲的是英语课上我的同桌赵小胖那胆大妄为的事迹，我的同桌赵伟是个胖子，大家叫他赵小胖，他家里开小店，他吃得很多，又见多识广，我很羡慕他。那天，英语老师在讲一个例句时用英语说：世界上最好的球员是谁？然后她自问自答说是齐达内。这时，我的同桌赵小天拍案而起，他用中文说：是罗纳尔多！大家突然在英语课上提起了精神，齐刷刷地将目光投向了赵小胖。我很惊讶，我佩服赵小胖的勇气，但我此时更想弄明白的是齐达内和罗纳尔多到底是谁？他们究竟有什么仇？英文老师有些错愕，愣了一下，然后强装淡定地用中文说：是齐达内。赵小胖说：是罗纳尔多。大家都暗自为赵小胖捏一把汗，同时也佩服他的勇气。就这样，英语老师和赵小胖，一人说齐达内，一人说罗纳尔多，持续了几个回合，最后以英文老师把书摔在桌子上宣告结束。赵小胖坐下来后还不服气，他用胳膊肘碰了我一下，跟我说：明明就是罗纳尔多。我小声地说：罗纳尔多是谁啊？他一脸不可思议，然后把英语课本往中间推推了，在上面用圆珠笔写下了“罗纳尔多”四个字。我那时候根本不知道罗纳尔多，我还曾不知道任何一个在我以后的人生中认识的四个汉字的名字，罗纳尔多、博尔赫斯、鲍勃迪伦……

1999年的最后一天是农历二十四，逢四镇上大集，这天中午我就不回家吃饭了，母亲给我五块钱，我用两块钱买了一笼包子，打算用剩下的钱来买一张明星海报。卖明星海报的摊位就在学校旁边，印在劣质纸上的大明星们被一个面色黝黑的中年男人用竹夹子夹在一根根细绳上，阳光照射在色彩绚丽的海报上，但海报表面那层塑料膜只反射出刺眼的白光。苏有朋和赵薇的海报被挂在中间最显眼的位置，这一年《还珠格格》非常红，到处都是小燕子紫薇和五阿哥，各种海报、贴纸、盗版磁带、文具、毛巾、脸盆上都印着他们。那天我挑了一张谢霆锋的海报，一头长发，骑在摩托车上。

困倦和兴奋的气息弥漫在午后的第一节课上，这是正常与不正常的交叠。所有缺乏睡眠的人都无法抵挡冬日午后暖洋洋的太阳，同时，好消息带来的兴奋心情会让人心不在焉。好消息是明天元旦假期，所以今天下午两节课后开始大扫除，然后就可以回家了。

坐在我前面的石珊珊转过头来跟说：你看，展志强多傻。我看向窗边的展志强，他熟睡的脸庞马上要从自己的手掌上滑落了，高挺的鼻梁都快要碰到课桌上了，确实有点傻。而我觉得笑起来的石珊珊非常可爱，很多年后，我意识到，原来傻和可爱在某些情况下是一个意思。黑板擦啪地一声扣在了讲台上，展志强惊醒了，他茫然地看了看周遭，下意识地擦了下嘴角。在他醒来那一刻，石珊珊把头埋在了书本里，假装一切从未发生过。年轻美丽的政治老师并未察觉到这一切，她微怒的目光投向了最后一排，她说，杨宏德，你站起来。杨宏德跟我们不太一样，他因为留过级所以提前把胡子长了出来，他整天穿着擦得锃亮的黑色皮鞋和挺括的西装西裤，然后用一种白色的泡沫把自己卷曲的头发抹得油光光的，并且坐在最后排的他很热衷于躲在课本后面照小镜子。年轻美丽的政治老师说：杨宏德，你觉得你自己很帅吗？杨宏德没说话。她又看向我们说：你们觉得他帅吗。这时候有人笑嘻嘻地说：帅。说话的是刚刚从醒来的展志强，之后大家像受道感召一样，开始有几个同学试探着小心翼翼地跟着说帅，然后就是此起彼伏的声音连在一起。年轻美丽的政治老师笑了，她红着脸说：好了好了，杨宏德，确实挺帅的，以后上课不要照镜子了，坐下吧。

大多数集体劳动里都暗含着一种丑陋的丛林法则。我的母亲曾经讲述她年轻时参加劳动的经历，母亲说她年轻时人就实在，在生产队里干活谁都没她勤快，人人都夸她，她奉行的法则是：勤紧勤紧，必定拔本，懒惰懒惰，必定挨饿。在我以后的生活里，我体会到了在现代企业里，人与人之间的某种代偿机制。这种机制让母亲信奉的法则不再生效，在文明和现代化的体制里，没有人会饿死。大扫除里也是这样，无论如何，一切都会被清扫干净的。即便杨宏德依旧坐在后排照他的小镜子，冬日下午的阳光笼罩在他的脸上，让他嘴边那一圈青青的胡渣子显得更加深了。在窗外，我的同学赵明维和车树超正趴在栏杆上比试谁能吐出又黏又长挂在嘴上迟迟不掉落的唾液。而方有为和赵正冬正试图踢到方的胯下的睾丸。有几个人在过道上追逐，课本散落一地。每回考试都考第一名的陈静趴在桌子上给一个几何图形画延长线。尽管如此，黑板会被擦干净的，玻璃会被擦亮的，地上的废纸和灰尘会被一扫而空的。总有人会做的。

胡艳艳就在擦黑板，擦黑板的事情很简单，但我想帮她，因为我喜欢她那张透出细细的血丝的脸。也许我喜欢她，也并不是这么简单。胡艳艳天生一头金发，皮肤白得透明，因此大家给她起了个外号叫小黄毛。尽管没人表现出明显的恶意，但当有调皮的男生嬉笑着叫她小黄毛时，我留意到她眼神里的委屈与自卑。我喜欢她，因为大家都不喜欢，所以我喜欢她。这像是一种标榜自己独特性的方式，或者一种怜悯和拯救，但这也可能是一种反抗。对了，这就是一种反抗。很多年后，我看了一部颇具盛名的电影《出租车司机》，我很讨厌这部电影，我的感觉不是很好，我隐约感受到一种伪装成反抗的顺从。当然，我也是个怂货，但无法抗拒，我渴望这种反抗式的拯救。我曾“拯救”另外一个女孩，我忘记她的名字了。我只记得她身材瘦小，五官精致，头发黑得发亮。我们班的班霸应该是喜欢她，我不知道别人看出来没，但我看出来了。这个班霸，你可以按照班霸的模板来想象他，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字不认识几个，话多的要命。他也留过几级，个头窜得很高，下巴上长了一颗黑痣，黑痣上有一撮长毛，他的小眼睛常常眯成一缝，但我能从那条缝里看出他无法释放的青春躁动。他试图把这青春的躁动释放到这个女孩身上，这个头脑简单的家伙，他喜欢一个人的方式也很老套，就是欺负人。女孩不堪其扰，趴在桌子上哭过好几回。有一次，班霸又欺负了这个女生，女生把头埋在手臂间，身体微微颤动。这时候，我不知道哪里来的一种莽撞的豪气，突然在脑子里想出了一口话，这句话，语法规整，用词得当，表意清楚，关键是乍一看，有点深刻，很唬人。我走到班霸身边，在他耳边以只有他能听到的音量对他说：只有无能的男人，才会以这种方式表达爱。班霸像看神经病一样看了我一眼，接着他有点迷惑，然后走开了。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欺负过这个女孩。

1999年的最后一天，我夺过胡艳艳的黑板擦帮她擦黑板，我的手指故意碰到了她的手指。我喜欢胡艳艳也许就是这么简单，并不是因为什么拯救。喜欢一个人，就是想看到她的脸，想触碰她，想知道她的心里想什么。我渴望触碰她，因此，我喜欢她。

那天大扫除结束后，我扶着自行车在门口等待，我想等待胡艳艳的身影出现。我的朋友刘栋梁吗我是傻逼，让我快点跟他一起回家。于是，我跟他一起回家了，我们穿越了242省道。冬日傍晚的阳光有些凉飕飕的，照着一望无际的平原，平常的一天马上要结束了。

1999年的最后一个夜晚，我的家里很平常。父母看完两集电视剧之后就早早睡去。我的妹妹们在另外一个房间也睡去。我一个人留在冰冷的堂屋，收着条几上那台小电视，我并不在乎里面播放什么，无聊的新闻也罢，浮夸的保健品广告也好，总之，有点声，有点外面的消息就好。我一直看到深夜，电视右上角开始显示0点的倒计时，电视画面突然切到一个热闹的画面。高耸连绵的楼宇在夜幕下亮着光与电的灯火，黑色的海面里绚丽的光影在颤动，巨大的霓虹数字在一栋高大的楼宇中闪烁着，10,9,8,7,6,5,4,3,2,1。从光的田野里长出了彩色的根茎，新世纪也许有着巨大的能量，一瞬间，夜开始绽放，无数的色彩爆炸，所有的声音都变得近在耳畔。突然间，画面消失了，电视屏幕变成了雪花点。寂静重新将我包围，宇宙回缩成一个点，墙壁又近在眼前了。我关掉电视，关掉电灯，躺在床上，房间里除了黑色的空间和时间，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我闭上眼睛，黑色的空间和时间到了我的脑子了。我想，现在是2000年了，新世纪到来了，一切充满希望，我会有新衣服吗？

这就是我1999年的最后一天，很平常是吧？她说，是的，很平常。